一、司法公正是否会被公众情绪影响

最近代理了一起未成年人被六十岁老师强奸的刑事案件。该案件因二人是亲属关系，且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影响。也正因此，给公安机关取证造成了一定的难度。最终也是在受害人将相关情况发布到网络后，当地公安机关怕引发网友舆论及引起舆情而正式立案。后面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发现小女孩已经怀孕一个月，好在相关强奸的犯罪证据也一步步的落实。

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石，其核心在于独立、客观地依据法律作出裁判。然而，随着社交媒体与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，公众情绪对司法案件的影响日益显著。从媒体片面报道引发的舆论审判，到极端个案中公众情绪对司法权威的冲击，如何在尊重民意与维护司法独立之间找到平衡点，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课题。

公众情绪对司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实现：媒体报道的舆论引导、社会群体的道德评判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传导。这些路径往往交织作用，形成对司法审判的隐性干预。

1.媒体报道的舆论引导

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核心载体，其内容的客观性直接影响公众对案件的认知。例如，某地交通事故中，媒体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，将肇事司机渲染为“逃逸者”，煽动公众愤怒情绪，导致法官在舆论压力下作出错误判决。此类案例表明，媒体为追求流量而片面报道，可能扭曲事实，形成“舆论定罪”的恶性循环。

2.社会群体的道德评判

社会公众常以朴素的道德观念替代法律逻辑，形成对案件的预判。例如，在“沈可婷案”中，肇事者因过失导致多人伤亡，公众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，要求严惩肇事者，甚至忽视法律对过失责任的界定标准。这种情绪化的道德审判，可能迫使司法机关为平息民愤而偏离法律原则。

3.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传导

当事人或其支持者通过制造舆论话题，试图影响司法结果。如“女法官王佳佳遇害案”中，原告因不满判决结果，未通过法律途径上诉，而是选择极端报复行为。此类事件不仅威胁法官安全，更暴露了公众对司法程序缺乏信任的深层问题7。

再如，旅游大巴司机臧师傅因突发疾病保护乘客安全却未被认定为工伤，引发公众对法律僵化性的质疑。上海浦东法院通过跨庭协作调解，促成企业基于人道主义补偿家属数十万元。此案中，公众对“平凡英雄”的声援推动司法创新，弥合了法律与人情的鸿沟。又如，该案因涉及拐卖儿童这一敏感议题，公众高度关注司法是否体现“人伦正义”。法院在审理中既严格遵循证据规则，又通过公开释法缓解公众焦虑，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二、我们如何做

为减少公众情绪对司法的负面影响，需构建多维度的制度保障体系，强化司法权威与公众理性的双向互动。

一是，要完善媒体报道的监管框架。

建立司法案件报道的“事实核查前置”机制，要求媒体在发布前与司法机关核对关键信息。对恶意炒作、散布不实信息的媒体追究法律责任，现在已经有相应的行政处罚，还可以通过刑事立法通过多层次的方式架设防御机制，如增设“妨害司法公正罪”的适用情形。

二是，要强化法官职业保障与独立性。

借鉴“王佳佳案”教训，完善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，建立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机制。通过终身责任制与职业伦理培训，确保法官仅对法律负责，抵御外部压力干扰。

三是，要构建司法与公众的对话机制。

推广“法庭直播”与裁判文书公开，以透明度消解公众疑虑。例如“家暴男法庭抗妻案”中，庭审视频的公开有效遏制了不实猜测。设立“司法舆情应对中心”，针对重大案件及时发布权威解读，引导理性讨论。例如，现在很多网络舆情案件，公安机关也会第一时间向全网公布案件侦办情况。

四是，推动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弹性化。

在工伤认定、正当防卫等领域引入“社会价值”考量，如将臧师傅案中“保护公共利益”纳入工伤认定标准。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舆论干预司法的边界，为法官提供裁判参考。

公众情绪既是监督司法公正的力量，也可能异化为干扰独立的隐患。这就像治水一样，宜疏不宜堵。问题的核心并非否定民意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其纳入法治轨道。司法应当以法律为唯一准绳，同时通过透明化、对话化的方式增强公众认同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“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”，才能实现“民间正义”与“官方正义”的统一与合流，才能做到不枉不纵，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文明。